“提前”的粤北暴雨无能为力的小农
和平日一样，英德市浛洸镇的养蚕户朱煌燚一家，出发去割桑叶。10时左右，天空突然黑下来，紧接着狂风大作，“又打雷，又闪电，水像倒下来一样”。朱煌燚的母亲朱雪银骑着载了近一吨桑叶的三轮车，感受到整辆车都在随风摇晃。
两天里，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在英德过境。广东多个观测站的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4月纪录。
水患在广东山区，本是件寻常的事。但这场提前的、降水量大的暴雨，仍然在很多人的认知以外。
4月20日上午，朱煌燚接到村委会的通知，“要涨水了，赶紧搬东西”。公务车辆在公路、乡道上巡回广播：“今晚会涨水，大家拣好东西。”
他和母亲跟着妹妹的脚步赶到蚕房，在顶梁上绑上红绳，把竹竿固定成一个临时的置物架，将部分蚕茧升高。晚上7时，积水没过朱煌燚膝盖。“走不动了，不能再搬了。”
三人回到家中，将家里的东西挪到有顶棚的二楼，把电器搬到了地势较高的村委会。
21日凌晨，全村停电。天亮后，朱煌燚看到水位漫过了家中的屋檐，宅子边上的公路早已被水淹没，附近一片汪洋。
在120公里外的石角镇，卢德养了金鱼。他的鱼塘边上就是一条河，平时离田地里防水的堤坝有一米距离。
河水涨到离堤坝只有十几厘米。“还好雨停了。”4月22日，卢德眼见水位退下，终于松一口气。
在中央气象台的实况图里，清远市正躺在血红色的区域。广东中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200至280毫米，在清远、韶关等局地，雨量达到了300至488毫米。
多位小农提到，每年端午节前后，广东当地会出现“龙舟水”，也就是大范围的强降水现象。
早在3月31日，广东气象部门已经预计，今年的汛期与常年同期相比偏早，“龙舟水”略重。
乐心在英德经营着一家农场。她记得，这已经是4月的第二场暴雨。清明时，明明前几天还旱得不行，雨突然就下了，持续了一天一夜。当时，有些地势低洼的地区已经被淹，农场海拔有100多米，受到的影响不大。
但这次，雨滴就和刀子一样。乐心眼看着，22日只出了半天的太阳，雨又来了。
停不下的雨水里，珠江流域北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全省24条中小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截至4月22日，全省累计转移群众11万人，紧急安置2.58万人。
在廉江边上的大湾镇，“水位一天半涨了五米左右，镇上村庄里的农田70％都没有了。”药材商张权说道。
去年3月，乐心刚从外地回到英德创业，向当地的农户请教。种植凭的都是经验，代代相传中，小农会根据每年时令的节点，决定生产的计划。
但他们发现，节气不管用了。近年来，节气和天气的实际情况经常有所出入。乐心记得，去年的霜冻来得很早，危害了尚未成熟的蔬果和玉米。
“这两年过分了。”常天乐说，不少珠三角地区的小农和她反映，往年的天气状况都是旱一个月、涝一个月，比较规律，很少会持续降雨。但两年间，他们眼看着旱涝急转、先涝后旱的天气更加频繁。
一年以来，乐心对天气变化忧心忡忡。她曾经并不会时常去关心天气。如今，她每天都会查看一个月内的天气预报。“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特别旱，然后突然之间下一次雨。”乐心回忆，去年3月也有场阴雨，下了二三十天，农场里十几亩柚子树，在开花时全部绝收。
朱雪银说，当地是“养蚕之乡”，她从小有遇到大水搬东西的记忆。每当大水来了，一家人就像蚂蚁一样，把家里的东西往高处转移。在朱雪银的经验里，当地一般每隔8到10年左右才有一次大水。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按理说今年不太会发生。而且，以往是连续下了10多天的雨后才会涨水，但今年水位涨势格外猛。
小农似乎并未做过准备。朱雪银说，适量的雨水反而为当地蚕农所喜，让桑叶长得更快。就算来了“龙舟水”，也不一定会被淹。“就像赌博一样。”
当经验失灵，科学试图为天气提供线年，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博士刘君言曾与国家气候中心合作，对珠三角地区的洪涝灾害进行数据分析。1961年来，广东省的累积降水量呈线毫米。暴雨的日数同样在增长，每10年增加0.2天。21世纪以来的上升趋势尤其明显。
统计数据截止在2017年。他们将这些数据输入模型，预计广东省在2020年后的年平均降水以增加为主，尤其在春、冬季节。极端强降水，可能成为影响广东省部分地区的重要气象灾害。
根据中国气象台的分析，此次暴雨的缘由，是4月以来的副热带高压比常年同期偏强，加上华南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导致大气含水量丰富。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对峙后，激发了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天气变化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尤其是一些极端的天气事件。”刘君言坦承，在自然面前，任何科学模型无法做到完全准确。
4月21日中午，朱煌燚一家人划着船，回到了蚕房。不少蚕茧已经被冲走了，沿途的水面上还漂着蚕茧。
清明前，他们一家开始今年的蚕虫养殖。4月20日，他本来想等蚕吐丝，拿到市场上售卖。“就是要到手的钱了”。
4月初大雨时，雨水没漫进屋子，朱煌燚只是损失了一些桑叶。这次，他的桑树同样被淹，有数十亩面积。
朱煌燚一打听，遭殃的不只他一人。在村子里的河岸边，至少有1万多亩的桑树，只有种在高处的没受影响。这些存活的桑树还得慢慢地养，给后面养蚕提供叶子。
张权算了笔账。平时勤勤恳恳干一年能挣20万元，估计今年只能挣10万左右了，“如果五六月再来一次龙舟水，就不剩啥了。”
乐心要幸运一些。200多亩的农场里，被淹的是7亩大小的玉米地。她还没法估计损失的金额，得看接下来的天气。
如果持续放晴、水位消退，泡水的玉米还能恢复一些，只是产量会减少。但要是雨水反反复复，玉米的根系就会闷在土壤里，耗得越久，死得越多。
常天乐是农业社会组织食通社的创始人。她曾多次去珠三角地区对农户进行调研。根据她的观察，农业是当地不少乡镇的支柱型产业，对天气的变化很敏感。在英德，红茶的春季采摘时间集中在4月，如果茶树大规模统一种植，就容易集体“遭灾”。现在也是广东荔枝和龙眼开花结果的季节，果树在暴雨下，很可能挂不上果子，“花都掉光了”。
补救是艰难的。朱煌燚家幸存的蚕茧，因为水汽逐渐发黄，“质量就没这么高了。”
正常情况下，一千克蚕茧能卖50元，水灾过后，收茧的人少了，价格也自然下跌。用于药材的僵蚕，现在的价格是每千克14元。
乐心的农场没有太多的现代化机械设备和先进的排水系统。她说，何况在成灾性的洪涝里，如果把积水排向河道，一旦河水漫上来，就会增加低洼地区农户被淹的风险。此时大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经常有农户和常天乐说，平时会看一些新闻，对不太正常的天气变化感到很焦虑。他们有主动学习的热情，但没有任何农业管理部门，告诉他们该如何应对。小农得守着自己的农场和田地，很难走出大山，只能通过网络和接触一些当地的农业社会组织，了解相关的信息。
刘君言在统计里发现，不同区域面对暴雨的风险指数是不同的。根据气象灾害频次、人口、经济和基础设施等数据，在广东省内，清远英德等粤北山区的风险指数很高。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更差。
同时，刘君言指出，许多农村建有中小型水库，却没有很好的雨洪管理系统，一旦极端天气来临，很容易突破原先设计的应灾防洪能力。
按照常天乐的说法，广东省部分地区的政府曾推广过天气指数保险。综合中国政府网等官方信源，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保险公司会根据受灾的气象数据，根据对应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不同降雨量、风级的赔偿标准是不同的，和农户的种植面积、产值无关。其中80%的保费当地财政会补贴，剩下的20%由农户自行支付。
乐心曾向管理部门咨询过保险。对方说，除了粮食，其他作物不能购买。她从没听说过天气指数保险。
常天乐看到，农户需要更多的气象服务。如果他们能有系统的学习与培训，一些小小的行动就能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她见到过，有农户根据地势的高低调整作物的类型，也有人更改排水沟的挖掘形式，更多的小农正从事生态农业，减少农业生产给气候带来负面影响。
调研中，他们告诉农户们，为了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可以调整种植结构，种多种类型的农业作物，或分批播种，比如每隔一个礼拜种一行玉米，就会比同一时间大规模栽种，面对极端天气的危险性小一些。“总有一部分能活下来。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常天乐说，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土壤的质量，用吸水和排水性能更好的土壤。
但她坦言，这些措施意味着更大的成本、更多的精力，农户也难以改变传统的作业习惯。效果能有多好，难以预见。
2020年，一家老年社区曾拒绝了刘君言进行气候教育的请求，社区认为，这些事跟老年人没有关系，他们更愿意关注个人健康、家庭安全等议题。但随着京津冀等多地发生极端暴雨事件，社区开始主动去观察气象灾害，组织居民去做社区应对灾害的风险排查，从而设定一些应急响应的方案。
刘君言指出，对每一位普通人而言。要认识到天气变化带来的风险，主动去避免一些危险的举动，提升身边环境的安全性。
更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要意识到，我们的城市、县城该如何变得更有韧性，去应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
这是一件有关协同的事。刘君言记得，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后，城市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国家气象局的负责人曾向她坦言，此前发生气象灾害时，气象中心发出的红色预警很容易被管理部门忽视，或没有被优先考量。但此后有规定，气象中心发出的预警，必须电话通知城市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告知预警的危险程度有多高，风险点位在哪里？据此城市中的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召开会议，商量如何调配资源，保障人的安全。
城镇里的设施同样亟待更新。刘君言说，城镇里很多建筑、基础设施较为老旧，已经无法适应天气带来的挑战。不同地区的资金、资源有所差别，一些经济较落后的县城很难为了气象灾害进行设施的改造。需要城市管理者在经济开发、生态环境和居民安全间，对投入有所权衡。这将是考验城镇发展的一项长远命题。
